今天可口可乐的公众号突然发了一条推送，标题是《不害怕，不一样》，主要内容就是九张海报图。
“王尔德不害怕永远长不大”。 继续阅读“如果你知道可口可乐今天做了什么，你也会和我一样为它们献上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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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么耐人寻味的巧合
《北京人在纽约》害了很多人
最近我和朋友们谈了很多移民的话题。我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虽然这几十年中国社会的移民热潮一直没有消退，但其实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分界点差不多是2008年前后。
当然这个分界点不是一个明确的界限，只是一段模糊的过渡时期。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曾经出现过一次出国热。那时的中国才刚打开国门没多久，中国人对世界的一切既感到无知又充满好奇，移民美国成为了许多人的终极人生梦想。
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很多相关的文艺作品，连远在香港的张学友都来凑热闹，唱了一首《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更著名的是那部叫做《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剧，一播出就风靡全中国。
每集片头都有的那句话——“如果你爱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那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流传至今仍是用来形容纽约的经典模板。
我是在2006年第一次去纽约的，那时已经是这一波持续了十多年的出国热即将结束的时候。在我之后，2008年以后，我在纽约再遇到国内来的留学生，竟然有了一种奇异的陌生感。
1985年以后出生、在全新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人，仿佛突然转换了DNA，骨子里有着我和我之前几代人所没有的自信与张扬，无论是眼界和心气都已经完全不一样。
在2008年以后，虽然出国留学和移民的人数都持续增长，但出国这件事，已经褪去了它本来就不该有的神秘色彩，还原成一种普通的生活方式，只是无数种选择中的普通一种。去纽约和去北京上海没有太大的区别，一样稀松平常。
出国呆一段时间，不想呆了，随时可以潇洒地回去，就像逃离北上广一样。虽然这个过程不会轻松，但至少这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可能性。
而对2008年之前，尤其是2000年之前、1995年之前出国的人来说，出国往往是一条不归路，他们需要为此押注上自己全部的青春，所有的人生。也因此，这件事带上了一种出埃及记式的悲壮和未知的命运感。
电视剧里，姜文扮演的音乐家王启明，在纽约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最后成为了一名商人，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模板。
这个模板的反面，是很多原本在国内小有成就的职业人士，到了美国之后只能靠在中餐馆刷盘子、或者在百老汇大街帮游客画5美元一幅的肖像画谋生——现在再移民的中国人，应该不会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了，如果真的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宁愿拍拍屁股回国。
而在这世俗意义的成功和失败的两极之间，是更多的人过着平淡的生活。原本押注了全部人生想要换回来的成功，最终没有出现。
下面这篇文章是我的朋友荣筱箐写的，她是在2000年去的美国。她说，当年整整一代中国人跑到纽约，大概都是中了王启明的毒；于是真的到了纽约之后，就在平淡里感到了落差。
时间倒回2000年的8月，我拿到来美国留学签证的那天，我和当时的男友坐在他出租屋的沙发上，那间屋子光线昏暗，墨绿色平绒罩面的沙发在阴影里看上去像个深不见底的池塘，我们像沉入水底的鱼一样一言不发。
他沉默着把一张《北京人在纽约》的碟片放到录像机里，屏幕上打出那句著名的开场白：“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地狱。”
然后我们沉默地着看王启明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挣扎，最终从地下室走进了大豪宅，获得了世人眼中的成功。
那时候我们已经确知我们的关系到我出国的时候就算结束了，我很难猜测他心里希望纽约对我是地狱还是天堂，但我知道他在试图从剧情里揣测我在纽约跌宕起伏的生活，和这种生活在不久的将来会怎样把我变成一个腰缠万贯却跟亲爹妈吃饭都要分账的怪物。
现在看来，这样的想法实在小看了纽约。这个变幻莫测的都市能容得下各种活法，安放得了所有情感，给生活准备了无限多的路径，这种丰富远远不是天堂和地狱这两个概念就能包容，所以人们才说在这里一切皆有可能。
但这并不是说，人人都能成为王启明。有耕耘就有收获从来都不是必然而是幸运，这一点在那儿都一样，任谁只要肯奋斗就能如愿以偿的地方在这个世界上压根就没有。
而移民呢，往往又都是带着不切实际的万丈豪情来到连生存都成了挑战的异国他乡逐梦，如果历尽艰辛最后功成名就的喜悦和卧薪尝胆最后一事无成的失望都可以斗量的话，我毫不怀疑在纽约这样外国出生人口超过三分之一的城市里，前者不过是涓涓细流，后者才是汪洋大海。
可惜能够斗量的只有王启明式的成功，因为只有“得”可以被物化，可以成为豪宅、跑车、创业论坛上高深莫测的PPT、衣锦还乡时珠光宝气的衣裳，这也让它被不成比例的夸大，显得好像无处不在。
而“失”是无形的，它是你心上那个永远都补不起来的洞，何况大部分人都对此讳莫如深，紧紧捂着那个缺口，不让别人看，也不让自己看，假装它根本不存在。有时候你只能像中医一样，在望闻问切中揣测一下那里的痛。
比方我采访过的一个乒乓球教练，他曾在中国带过省级专业队，来纽约开了个小俱乐部收徒教课，糊口不成问题，但美国人打球不过是玩玩，教练也没了以前国家体制里养兵千日的优沃和赛场上调兵遣将的威风。
我去采访他时，现场有几个华人在俱乐部里打球，他毫无必要的把我介绍给他们，还看似漫不经心其实非常刻意对每个人说：“新华社记者来采访我。”
这令我有点吃惊， 但我什么也没说，人艰不拆，他知道我不是在新华社供职，我也明白他为什么要说我是。
还有在时代广场给游人画肖像的画家，说他本想来到纽约这个艺术之都大展宏图，花了大半年到博物馆里看名家真迹，兴奋过后一蹶不振，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达到那样的高度，老老实实买小凳子和画架当起了只为稻粱谋的街头匠人。
他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别把他的全名登在报纸上，说不想让还在国内的老婆看到。
“你老婆不知道你在纽约靠画画谋生吗？”我问。“知道，但她不知道是在哪儿画。”他盯着自己的脚尖说。
还有一个曾供职于华尔街大公司的程序猿，业务过硬却不善言辞，错过好几次升迁机会，逼着自己学会看棒球和下班后在酒吧喝酒，就为了能跟上司增加接触的机会和共同话题，以便下次有升职机会时不会再被忘记。
2008年金融危机中公司濒临倒闭，程序猿没等到升迁，等来了裁员。
他跟我说，拿到粉色裁员通知单，手里抱着装了自己家当的纸盒子被公司保安“护送”出门时，他其实心里并不难过还有点高兴，因为华尔街披星戴月的工作节奏，他已经快不记得孩子在不熟睡的时候是什么样了。
我在纽约遇到的中国人里，只有一个用了“失败者”这个词指代他自己。
有一次我们随便聊着些鸡毛蒜皮却还算愉快的事，他突然毫无预兆地说了句：“像我这样的失败者……”
他说得若无其事，我却错愕了很久。他在一家小公司做业务代理，不算大富大贵却也不愁吃喝，有房有车，夫妻和睦孩子健康，他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所有这些好像都跟他对自己的评价很不搭。
后来我明白了，其实一个人对自己成功或失败的判断往往跟他拥有了什么并不直接相关，而是取决于他离自己当初那个梦想有多远。
在《北京人在纽约》里初识纽约的整整一代中国人大概都中了王启明的毒，很多人来到美国时身上仅有的东西就是简薄的行囊和华丽的梦想。
一旦生活在地狱和天堂之间为他们另辟蹊径，飨以平平淡淡的喜乐安康，他们反而会觉得这不是在纽约应该有的活法，从此在对自己的苛责中一生迷失。
说到这儿必须得讲讲敏姐的故事，她是来自东北的老三届知青，在中国嫁了部队里年长的高官，配警卫员的那种。
90年代末，她在亲戚的帮助下来到美国，原本想靠祖传镶牙的本事混口饭吃，来了才知道在纽约能拿到执照开业的牙医个个都读过牙科博士。
没办法，敏姐开始在皇后区的跳蚤市场做起了批发生意，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不说，还怕被熟人认出来传到中国去没面子，出摊时总用围巾把头脸包的严严实实，觉得生活没盼头了就到公园里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有一阵子还想过要跳楼一了百了。
就这么摸爬滚打着也熬过了几年，老公跟她协议离婚，但敏姐终于把儿子接来了。
十几岁的男孩子正在叛逆期，不能适应新环境，旷课逃学，敏姐太忙连家长会也没时间去。
儿童局官员上门家访，想要确定家长是否忽视了孩子的利益、政府是否需要把孩子从家里带走交给寄养家庭。多亏好心的华人翻译，在问话开始前用中文悄悄对儿子说：“你妈妈在美国带着你不容易，等会回答问题时不要乱说。”
敏姐至今感谢那个叫戴安娜的翻译，相信是翻译嘱咐的那句话才让她留住了儿子，她也是从那时起明白了即使是在美国，做生意挣钱也远没有把儿子养大成人重要。
这已经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敏姐的儿子高中毕业就辍学了，跟朋友开了个小酒吧，生意挺红火，还找到了心仪的女孩。敏姐现在也就退了休，帮儿子打理生意。
她说现在很多人见到她整天笑呵呵心满意足的样子都不相信她曾经有过那么艰难的挣扎，她说她心满意足只不过因为她想通了，中国有中国的好，美国有美国的好，她现在跟谁也不比了，只安心过自己的日子。
如果非要用成功和失败来分类的话，我觉得像敏姐这样出走半生，最后跟自己和世界达成了和解，至少应该算是成功的一种。
时间切换回2017年的8月，我回国度假，一个久未谋面的老朋友问：你得到当初去美国时想要的东西了吗？
我想都没想就回答说是。
十七年来纽约并没有让我腰缠万贯或变成怪物，我在世界中心做着日薄西山的行业，挣着微不足道的工资，过着波澜不惊的日子。
但我当初来美国的唯一目的就是看看不一样的世界，这个理想在2000年那个夏天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
李宗盛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这是真的。走得越远越可能见到稀罕的景致，这也是真的。跟纽约所能提供的绚丽景致比起来，所谓成功或者失败其实都是次要的。
美国人疯抢川贝枇杷膏，真的吗？
最近很多中文媒体转述外媒报道称，京都念慈菴的川贝枇杷膏在纽约走红。
“网购价格翻十倍”，“强势输出”，“美国爆红”，“神秘的东方液体征服了许多久病不愈的美国人”，“中国神药”……光看这些描述，你大概会以为川贝枇杷膏在纽约真的已经到了人人疯抢奇货可居的程度。
但只要看一下英文媒体报道的原文就知道了，情况并没有这么夸张。 继续阅读“美国人疯抢川贝枇杷膏，真的吗？”
万一，马斯克是个邪恶的坏人呢？
当亿万人为马斯克鼓掌欢呼的时候，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这么一个念头：
假如马斯克是个邪恶的野心家，或者是个疯子，就像美国超级英雄电影里那些乖戾怪异的反面坏人一样，那他如果想要对这个地球搞一些破坏，那就实在是太容易了。
100个法国人联名反对，他们错了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欧洲100多位知名女性公众人物发公开信批评#Metoo运动的新闻。联名签署公开信的有艺术家、医生、记者和性学家，其中大部分是法国人。
最著名的签名者是法国传奇女演员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她今年75岁，在法国影坛有着崇高的声望。 继续阅读“100个法国人联名反对，他们错了吗？”
巨婴都是被养出来的
安徽合肥那个为了等老公而拦着高铁不让走的女乘客，我倒也不太同意把那个女乘客简单地定性为漠视规则和不尊重规则的人。
我相信以她身为教师的身份，一定知道规则的重要性，一定也曾经在课堂上谆谆告诫过自己的学生们过马路要看红绿灯，上课要遵守课堂纪律。 继续阅读“巨婴都是被养出来的”
中国人是不需要隐私的？
前阵子的虐童事件里，据说有幼儿园的老师曾经恐吓小朋友说，“我有一个长长的望远镜可以伸到你家里来，你做什么说什么我都知道”。这句邪恶的话别说是小孩子，就是成年人听了大概也不免心中一凛，因为它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更甚于人身被控制或者身体被伤害的恐怖——它想要操控和摆布的是我们生活和思想的全部。 继续阅读“中国人是不需要隐私的？”
再愤怒，也要分清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谣言，哪些是有待确认的传闻
不是在为三种颜色和管理部门开脱。
我也很愤怒。
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彻骨的冰凉，深深的无力，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绝望感。
有一个家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孩子为什么不敢说，因为老师说，我有一个长长的望远镜，可以伸到你家里来，你做什么说什么我都知道”。
微博上有人说，“如果真的有长长的望远镜， 我希望你能教孩子们用它看星星。”
一开始看各种新闻和评论文章的时候，我大体还能保持冷静。但是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崩溃了。
这样的言语恐吓和心理摆布比身体上的施暴更可怕更残忍，因为孩子身上的伤口和针眼能很快愈合，但他们感受到的心理阴影和恐惧记忆可能是终生难以磨灭的。
可是在愤怒和难过的同时，网上各种耸人听闻的离奇说法，同样也让我感到很气愤。这些说法虽然流传很广，但追踪最初的出处，大多只是一个来源可疑任何人都可以在几分钟之内PS出来的微信截图。
也许最初捏造和跟风传播这些说法的人以为，闹得越大，愤怒的情绪越高涨，就越能让事情得到解决。
其实恰恰相反，谣言会被证伪，损害本来确凿的那部分事实在大家心目中的可信度，更有可能授人以柄，让人浑水摸鱼模糊了事情真正的焦点，最终反而无助于事情的解决。
所以，我们的愤怒，一定一定要基于事实。
微信群里和朋友圈上看到的说法，不要急着转发，一定一定要分清楚，哪些是已经确认的事实，哪些是经不起推敲的谣言，哪些是尚未得到证实的传闻，哪些是添油加醋的夸张，哪些是纯粹的情绪宣泄。
怎么区分？其实很简单，看两样东西，一靠常识推断，二看来源出处。
有出处的，谁说的话、谁爆的料，有名有姓，他会为自己说过的话承担责任，所以可以放心转发。
我在做记者的时候接受过的最宝贵的职业训练，就是交叉求证。写报道的时候，任何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内幕消息，编辑都要求至少有两个以上可信的信源。把一个人说的话，拿去问另一个人，是不是这样？这就是交叉求证。
如果不能找到另一个人去证实，那即使是再劲爆的猛料、再有轰动性的独家内幕，也不能写在报道里。
像《纽约时报》、《纽约客》这样的媒体，甚至要求文章里引用的话都必须写上说话者的真名真姓，像中文媒体那样动不动就是“某人说”、“某先生说”，是绝对不允许的。
即使有时候因为受访者出于安全考虑不愿意公布名字，报道里可能会以“匿名者“代替，但报社内部的事实核查编辑一定会再去确认这些匿名者真实存在，而不是记者自己的凭空捏造。
一家媒体常年累月地遵循这样的标准，它的公信力自然而然就建立了起来，所以权威媒体的报道，对于我们读者来说是可信的。
至于网上流传的出处不详的截图，或者莫名其妙的自媒体公众号文章，那就最好别转。
具体到这次的事件，我总结一下目前可信度比较高、基本可以认定的事实是：
1、至少有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被全裸罚站，身上什么都没有穿。
出处是其中一个家长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视频。据这个家长说，好几个不同的家长问了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有这么回事，这些孩子的说法都一样，三个被罚站孩子的名字也都完全吻合。
2、至少有八个孩子被老师注射不明液体。
这是另一个自称赵女士的家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她发现自己的孩子身上有针眼，孩子说是刘老师打的，她又问了其他家长，证实有八个孩子都被打针。
今天PingWest的报道也提到，有家长带孩子去民航总医院做检查，诊断结果显示孩子身上确实存在“陈旧性针尖状出血点”；有的孩子的针眼在屁股上，有的在腿上，有的在腋下；有的孩子身上被扎了13个针眼；所有被打针的孩子，都出自国际小二班。
3、有孩子被喂食了小药片。
有视频显示，家长拿着药片问小孩手里的药片是什么味道，孩子说，“是白色的味道”。
4、有身份不明的“医生”以给孩子检查身体的名义实施猥亵，脱光自己和孩子的衣服，还让其他孩子在场围观。
这个说法的其中一个出处同样是赵女士。她在询问孩子身上的针眼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孩子说，有“爷爷医生”和“叔叔医生”给小朋友们检查身体，“前后都有小朋友，小朋友光溜溜的”，“叔叔也光溜溜的”。
赵女士找了孩子的爸爸，让孩子模仿当时的情形。结果孩子让爸爸把衣服裤子全部脱光。
不过赵女士的孩子没有被猥亵，只是在场围观；目前也没有消息证实实施猥亵的“医生”到底是谁。
5、长期对孩子们实施言语恫吓。
除了上面那句让人心碎的“望远镜”，孩子们还曾经被威胁“不听话就扔到垃圾桶里”，“不听话器官就没有了”。
以上，就是目前可以确认的事实，虽然不能保证完全真实，但大致上是靠谱的。
至于其他那些传闻，比如说幼儿园带嫖客去挑选小男孩小女孩，出处都只是微信群聊天截图，至少从目前来看无法证实。甚至其中一名家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有一名小男孩肛裂，我觉得可信度也不是很大，因为这名家长表明他也只是听说。
再愤怒，也请分清事实、传闻、谣言、夸张和情绪的区别。
顺便说一下，今天看到很多人都在说“善良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可笑，限制你的想象力的从来不是善良，而是你过往的自私。
以前你觉得那些事情、那些遭遇悲惨的低端人群离你很远，发生在遥远的乡村，或者城市的边缘，你觉得可以明哲保身，继续做自己的中产阶级美梦。可是事实证明，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你不是无法想象，你只是选择了忽略。
陈冠希最宝贵的价值所在
陈冠希在纽约大学的演讲很多媒体都报道了，可惜的是很多地方摘出来的内容、乃至标题，都在刻意强调陈冠希这个加拿大华人的爱国心，简直要把他塑造成爱国华侨企业家的典型。可是这样的编辑操作舍本求末不说，而且恰恰背离了陈冠希最想表达，也是他的演讲里最核心最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观点。
没错，陈冠希的确讲了自己创办的鞋子品牌如何争取到和耐克的合作，努力让耐克改变了“中国制造”意味着低劣质量的看法。可是他的重点，并不在于要向世界证明“中国制造”也不差，更不在于宣扬自己如何让“中国制造”扬眉吐气为中国人争光。 继续阅读“陈冠希最宝贵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