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装在纽约

台湾的伤痛

1945年站在高雄港看着此后在台湾人的集体记忆中被定格为“叫化子军”的七十军而无地自容深以为华人而耻的台湾人,如果看到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盛大烟火,心里会在想什么?

dajiangdahai1949

周末千里迢迢,从新泽西跑到法拉盛的世界书局去买龙应台先生的《大江大海1949》。去之前我没有打听那里到底有没有这本书,因为我确信,这个专卖港台书的书店,虽然未必能买到很多好书,但只要是在大陆禁的书,是一定会有的。当然,几百米之外的“新华书店”,是肯定不会有的。

如果对照《大江大海1949》中写到的国共内战和台湾历史,再看美国华人社区里世界书局和新华书店共存、五星红旗和青天白日旗同时升起的格局,其实是颇为值得玩味的。

《大江大海1949》一翻开,就放不下了。于是,在颠簸的地铁车厢里,在午饭时嘈杂的餐馆里,我都见缝插针地翻开来看。本来最头痛的竖排文字,已经不是个障碍。

《大江大海1949》写的是大历史,枝叶繁多。其中最让我震动的,是讲1945年日本战败后,国民党七十军到基隆接收台湾的那几节。

伸长了脖子、敲锣打鼓热切等候国军的台湾人,却意外地看到了一支急行军长途跋涉而来、衣衫褴褛、疲惫不堪、腐臭肮脏的乌合之众,与他们期待的光荣威武之师相去甚远。

对于当时的情形,龙应台有许多的描述,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岁的台湾青年岩里政男因为日本战败,恢复学生身份,决定从东京回台北进入台湾大学继续读书。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旧的美军货轮‘自由号’,大船抵达基隆港,却不能马上靠岸,因为船上所有的人,必须隔离检疫。在等候上岸时,大批从日本回来的台湾人,很多是跟他一样的大学生,从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见,成批成批的中国军人,在码头的地上吃饭,蹲着、坐着。在这些看惯了日军的台湾人眼中,这些国军看起来装备破旧,疲惫不堪,仪态和体格看起来都特别差。甲板上的台湾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批评,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这个时候,老是单独在一旁,话很少、自己看书的岩里政男,突然插进来说话了,而且是对大家说。

‘为了我们的国家,’这个年轻人说,‘国军在这样差的装备条件下能打赢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要用敬佩的来看他们才是啊。’

如果你知道,岩里政男正是若干年后一个臭名昭著的台独灵魂人物,你大概会和我一样,看到这段文字时惊愕地合不拢嘴,只感到一阵荒谬。

是的,龙应台很快就加了一句:

岩里政男,后来恢复他的汉名,李登辉。

我一直以为,台湾人的悲情与纠结是从日据时代就开始的。读了这几节之后我才明白,原来台湾人真正开始背负起身份认同混乱的十字架,是从日本投降的那一刻开始的。

在《大江大海1949》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大陆记者提问时说,1949年应该是两岸人民的伤痛,这个记忆不只是台湾的记忆,还有大陆的记忆,如果只讲台湾的伤痛,就不可以达到温柔解决的目的。

我怀疑这个提问的大陆记者根本就没有看过这本书,只是随手翻了几页就信口开河。事实上这本书写的不仅仅是台湾人的伤痛,也写到了大陆人的伤痛和香港人的伤痛。至少,龙应台并没有刻意去区分哪些是此岸的伤痛、哪些是彼岸的伤痛,她的着眼点和立足点,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伤痛。并且,她也丝毫没有要温柔解决任何问题的企图;她只是怀着一点知识分子孩子气的理想主义,希望给那段隐忍的历史梳理出一点脉络而已。当然,在台湾成长生活的她,从她的台湾视角出发,偏重叙述她的台湾经验,因而产生偏颇,这是有的,但这也是不可避免、难以苛责的。

抛开这些不讲,台湾人的伤痛,和大陆人的伤痛,其实真的是不一样的。

大陆人的伤痛,是国之不国的屈辱,是妻离子散的悲痛,是食不果腹的煎熬,是兵荒马乱的苍凉。但请容许我说,这些伤痛,是直接的、干脆的、单向度的。只要鞑虏驱除、家庭团聚、吃饱喝足,屈辱、悲痛、煎熬都可以过去并且逐渐淡忘。伤口,是可以慢慢愈合的。

但台湾人所承受的伤痛,真的是一道无解的难题,是终其一生要永远背负无法放下的原罪,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将要到哪里去,只能孤单地悬在太平洋的一角,做亚细亚的孤儿。

而这种伤痛,也许正是从1945年开始发作的。

我想,日据时代的台湾人,所承受的伤痛也许要简单得多,也和“祖国同胞”一样,是被殖民的屈辱。而他们的下一辈,在日据时代中出生的那一代人,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日本国旗,逐渐成长后说的是日语、唱的是日本歌——他们中的大多数,也许连屈辱的感觉都不曾有。

就算是日本战败,台湾人惶惑中不知自己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那也只是短暂的混乱。如果此后的历史发展平稳,也许很快就可以被抚平。但是,真正的纠结,却恰恰是从这里开始的——怀着“历史的感激”和澎湃的民族情怀的台湾人,与一个仓皇而来、自顾不暇的“祖国”的相遇。

龙应台是这样写的:

来台接收的国军和期待王师的台湾群众,痛在完全不一样的点,历史进程让他们突然面对面,仿佛外星人的首度对撞。这种不理解,像瘀伤,很快就恶化为脓。短短十四个月以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全岛动乱,爆发剧烈的流血冲突……两个文化的剧烈冲突——你要说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冲突,我想也可以,终于可以悲剧上演。

龙应台所写的台湾全岛动乱,正是让台湾人到今日仍难以释怀的二二八事件。很多人认为台湾时至今日仍未正式独立、维持着名义上的中华民族香火,应该归功于固守台湾、怀抱反攻大陆理想的蒋介石。在我看来,正是国民党当初错误的治台政策和威权统治,一点点培养着台湾人的叛逆意识,并且最终发展成无法阻遏的离心力。台湾人对国民党的厌恶,慢慢地被放大成对整个中国的抗拒——而这种厌恶和抗拒,在日后独立意识觉醒的催发和相互作用之下,在政治操弄刻意的煽风点火之下,更是成为蓝营无法摆脱的原罪。

历史,何其荒谬。

更不用说,国民党灌输的关于大陆如何水深火热民生疾苦的教育,又逐渐加深了台湾人对于“中国”的恐惧。

后来,国民党自我调整,台湾逐渐实现经济起飞。然后,民主改革,政党轮替。台湾,进入了一个新的格局,就仿佛一叶小舟,一点点地在玫瑰色的梦里飘远,飘到没有认同困扰的彼岸。

但是历史突然来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弯,台湾这艘小船,一个转舵过来,遇上的是中国大国崛起的大时代。船上的人骤然发现,自己的船原来一直没有飘远,只是在一个巨大的漩涡里回旋了几十年。不但没有飘远,反而,对岸的巨大身影,却一点一点笼罩过来,并且,仿佛永远无法摆脱。当年的军事震慑,因为不真切,所以不可怕,并且可以以凭借经济富裕而建立起来的巨大心理优势来化解。但今日,对岸的巨大与荣景,和此岸的狭小与凋敝,两相对比所带来的尴尬,又如何化解?

在美国,我遇到许许多多的台湾人,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已经移民美国十几年的台湾母亲。她还在上高中的儿子出生在美国,从小在美国长大,但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并且成绩优异,去年拿了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西屋科学奖。我问她,对儿子今后的人生有什么规划?她说,希望他回国去。我下意识地追问一句,去哪里呢?她说,让他去上海吧。

她口中不假思索的祖国,就是大陆。对我来说,这句话令人感动。但是对台湾人来说,你能说这里面就没有一丝尴尬?

我也遇到一直坚持自己不是中国人的台湾人,在把酒言谈相谈甚欢的时候放松了警惕,很豪爽地说,“老外怎么可能比得过我们中国人”。

这,又岂不是一种尴尬?

要说伤痛,香港人也有。但香港人冷漠,所以坚韧,所以可以不那么痛。台湾人也坚韧,但台湾人的坚韧是柔软的承受,却无法做到冷漠地忘记。

而且,香港人的伤痛,在1997年就结束了——1945年的台湾人所承受的两个文化的冲突,到了1997年的香港,几乎是不存在的。

但台湾人的伤痛,却还在延续。

我在想,1945年站在高雄港看着此后在台湾人的集体记忆中被定格为“叫化子军”的七十军而无地自容深以为华人而耻的台湾人,如果看到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盛大烟火,心里会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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